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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冤枉啊！太冤枉了！”在秦惠王时代，一位朝廷重臣被下令以车裂之刑处死。当这场残酷的刑罚在众人面前展开时，现场的气氛复杂多变。普通百姓们神情哀伤，眼中闪烁着不舍与无奈，却又不敢流露出一滴泪水，有些人甚至干脆转过身去，不愿直视这惨烈的场面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站在台下的贵族官员们，他们脸上洋溢着一种畅快淋漓的神情，仿佛正在见证一场极其公平、公正的审判。
当那声“冤枉”的呼喊传出时，旁观者们只是冷冷地回应一句：“他也是死于自己的变法，命运弄人。”被施刑的正是商鞅。
众所周知，商鞅凭借一己之力，使秦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国迅速崛起为强大的军事霸主。即便放在现代，他的政治才干依旧令人佩服。然而，既然他的变法已经取得了成功，为什么秦王却要下令将他处死呢？更加令人震惊的是，他的尸体最终还被五马分尸，结局极其惨烈。
展开剩余82%商鞅出身于卫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，从小便痴迷于法律与政治，尤其崇拜那些利用律法治理国家的前辈贤士。可惜的是，纵然他才华横溢，在卫国却无人赏识，像一匹良驹无人发掘。
于是他转往魏国谋求发展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结识了当时魏国的国相公叔痤。公叔痤极为欣赏商鞅的才能，多次极力向魏惠王推荐他。尽管魏惠王以各种借口拒绝启用，公叔痤仍不放弃，甚至在生命垂危之时还竭力嘱托皇帝一定要重用商鞅。可见皇帝冷漠的神情，公叔痤心知肚明，明白自己所言终将无效，于是含恨而终，并留下遗言：“若不用他，就杀了他，别让别国得着。”
遗憾的是，魏惠王对这一建议置若罔闻，甚至怀疑商鞅中了迷魂汤，态度极为冷漠。商鞅虽然在魏国任职，但他早已看清了前途无望，开始寻觅下一位明主。
直到秦国易主，秦孝公即位后，发布“求贤令”，希望召集天下人才复兴秦国。商鞅听闻此令，眼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焰，立刻动身前往秦国。经过一番波折，他终于得见秦孝公。
当时的秦国仍处弱势，周边列国虎视眈眈，随时可能吞并。秦孝公希望通过变法强国，而商鞅初次面见时，提出的都是些空泛的治国理论，听起来虽美，却过于理想化，难以付诸实施。秦孝公听得头痛，对这些书面化的策略兴趣寥寥。
后续商鞅又提出“仁义治天下”与武力征服的思想，皇帝只觉得晕头转向。察觉皇帝无法接受这些高深理论，商鞅调整策略，带来了具体可行的“改革方案”，一条条细致阐述自己的计划。秦孝公首次听到如此直白、实用的策划，不禁兴致勃勃，连谈数日，彻夜未眠，谈罢心情愉悦，便将全部改革大任托付给商鞅。
商鞅变法的核心主要有两条：一是大力发展农业，二是强军政策。只有农业繁荣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，粮食丰收使国库充盈。解决了温饱问题，百姓才有余力追求名誉与地位，要么读书谋仕，要么参军立功。多数百姓则选择参军，因为读书路漫长，且乱世中能以武力自保胜过官场尔虞我诈。更何况商鞅还破除世袭制，规定军功卓著者可直接当官，打破贵族垄断，激励士气。
他废除了旧的土地管理制度，鼓励百姓开荒种地，谁能把荒地种起来就能拥有土地使用权。同时，他压制商人的权势，避免他们嚣张跋扈，只能安稳做买卖。
更令人称奇的是他推行的户籍制度，这相当于现代的身份证，不仅方便朝廷统计人口与税收，更有效减少了逃税和犯罪。出城或住宿者均需出示身份证明，严格管控人口流动。
这一新政初期遭遇百姓质疑，谁都不信这样好事会落到自己头上。为树立威信，商鞅在城南门立下巨木，许诺谁能搬到北门便赏十金。起初无人敢尝试，毕竟十金不菲。后来有人鼓起勇气尝试，成功后果然得到奖励。此举极大提升了百姓对变法的信心和对商鞅的信任。
商鞅变法确实惠及百姓，但同时触动了贵族的利益，尤其是军功制度。一旦凭武功晋官，世袭贵族的地位岌岌可危。变法中，商鞅甚至严厉处罚了触犯新法的太子，打击了贵族的面子，更激起他们的怨恨。
尽管如此，商鞅变法让秦国军事实力大增，连魏惠王在败给秦军后都懊悔当年没采纳他的建议，或早早除掉他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商鞅触怒了皇族贵族，势必招来强烈反扑。秦孝公刚死，贵族们便借机借商鞅手中的兵力，诬陷他谋反。商鞅被迫四处逃亡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设立的户籍制度成了他的“陷阱”，令他无法逃出城门、无法隐匿身份，最终被捕。
最终，商鞅战死沙场，尸体被拉回秦国五马分尸，悲惨收场。然而，他的变法制度却得以保存并延续。不得不佩服秦惠公的智慧，他既享受了变法带来的繁荣，也平息了世家贵族的怒火。而商鞅，终究死于这场利益的权力斗争，甚至连家族也未能幸免，被连累株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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